十月，北京开始凉了。
窗外的槐树叶子黄了大半，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掉。
傍晚下起了雨，不大，淅淅沥沥的，打在窗户上像有人用手指在轻轻敲。
我把窗台上那盆绿萝往里挪了挪，雨水溅不到，但叶子上还是沾了一层湿气。
绿萝的藤蔓已经拖到了地板，我蹲下来把最长的几根枝条缠回暖气片上，腾出走路的地方。
三天后他飞美国。
这个日期从他拿到offer那天起就悬在我们头顶，像一把慢慢往下落的刀。
我们都不怎么提这件事——他说他的航班号时语气像在播报明天的天气，我说好的时候语气像在确认超市的购物清单。
两个人都装得挺像那么回事。
但我知道他书包里已经开始装东西了。
前天他在沙发上打开一个文件夹，里面是打印出来的行李清单，密密麻麻两页纸，从“转换插头”到“老干妈”列得整整齐齐。
他看到我在看，就把文件夹合上了。
不是不想让我看，是不想让我看到他紧张。
昨天他带来了一个空的小纸箱，说是要在公寓里留几样东西——几本翻烂了的托福单词书、一支笔壳磨掉漆的自动铅笔、一个写了一半的草稿本。
他把这些东西放在衣柜最下面的抽屉里，和我的束缚带、羽毛、眼罩放在一起。
他说这些太重了不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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