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声从半开的窗户溜进来，带着十一月末特有的清冷。窗帘被吹得微微扬起，又落下，反反复复，像是在数着什么。窗外偶尔传来几声鸟叫，是那种短促的、不成调的叽喳，像是也在低声议论著什么。
我坐在病床边那把硬邦邦的木椅子上，屁股已经麻了。从昨晚开始，我就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，握着她的手。她的手很凉，指节上有几道已经结痂的细碎伤口，手掌心还有一处磨破的水泡痕迹，现在已经干瘪下去，只剩下一圈泛白的死皮。
医生说她的生命体征已经稳定了，只是需要时间。我不确定他说的「时间」是多久。三天前，搜救队在矿洞入口外三百米处的乱石堆里发现了她，浑身是伤，昏迷不醒。送进教会医院的时候，她身上的圣职者法袍已经破烂得不成样子，沾满了泥和某种暗绿色的黏液。护士们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把她清理干净。
现在她躺在雪白的病床上，脸上总算恢复了一些血色。额头上的绷带遮掩了大半的擦伤，嘴唇还是干裂的，随着均匀的呼吸微微张合。我盯着她的睫毛，等着它们颤动的那个瞬间。
那个瞬间在十一月二十号下午三点十七分到来了。
她的眼皮先是轻轻跳了一下，然后，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缓缓地、一点点地睁开了。眼珠转动得很慢，先看了看天花板，又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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