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把她带回了家。
柳依坐在沙发上，听着母亲用电话一样冷静的语气给她分析：要把孩子生下来，要让德莱文家给一大笔钱，要让她们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，要用这个孩子换一个保障，要把每个月的抚养费谈好，不能吃亏。
柳依从头到尾没有应声，她只是坐在那里，手放在小腹上，看着茶几上那杯凉透了的茶。
她从来没有觉得伦敦的夏天这么冷。
她拗不过母亲，只能把这个孩子生下来。但她没有像母亲说的那样去德莱文家谈判。
她做不到。
不是因为什么高尚的道德，是因为她一想到罗迪会用那种眼神看她，她的胃就绞得比孕吐还疼。
她想跟他结婚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。这是她在那间诊所的塑料椅上想明白的事——她想要一个家，不想要一笔交易。
两周后罗迪从爱丁堡大学毕业回来，柳依在伦敦火车站接他。
她穿了一件宽松的碎花连衣裙，是从二手店买的，裙摆在腰腹处有褶边，刚好遮住还不明显的孕肚。
罗迪从闸机口出来的时候穿着学士袍，手里卷着毕业证书，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，看到她就小跑过来，把她整个人抱起来转了一圈。
她在他怀里闻着那股松木须后水的味道，紧张得指甲掐进了掌心。
他们在泰晤士河边的一家小咖啡馆坐下来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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